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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玻璃小酒杯（第1页）

我方才把奥斯卡身背铁皮鼓、手执小鼓棒的全身照片描述了一番，同时又透露了奥斯卡经过三年的深思熟虑，在拍照的时候，当着前来祝寿、围着插有三支蜡烛的生日蛋糕的客人们的面，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照相簿已经合上，默默地躺在我的身旁。

现在，我要谈谈那些虽然不能说明我为什么到了三岁就不再长个儿、但毕竟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更何况这些事情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成年人是不会理解你的，如果他们的肉眼再也看不见你在长个儿，他们就会说你发育停滞了，还会花不少钱，领你去看医生，走访几十上百个医生，即使无法治疗，也得让他们说明病因。

因此，为了使医生们不至于作出不着边际的诊断，我不得不在他们说明病因以前，自己先制造出一个似乎还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不再长个儿的原因来。

九月里阳光明媚的一天，我的三岁生日。

晚夏的气氛，催人遗想，甚至格蕾欣-舍夫勒也压低了她的笑声。

我妈妈坐在钢琴旁，哼着《吉普赛男爵》①里的一支歌，扬站在她和琴凳背后，用手抚摩她的肩头，像是在仔细看乐谱。

马策拉特在厨房里准备晚餐。

外祖母安娜以及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和亚历山大-舍夫勒都把椅子挪到蔬菜商格雷夫身边，因为格雷夫总有故事可讲，当然是那些证明童子军既忠诚又勇敢的故事。

还有一个落地钟，每隔一刻钟报时一次，使这九月的日子就像一根细纺的线。

由于大家都像那口钟似的各忙各的事情，又由于有一根线，从吉普赛男爵的匈牙利，经过格雷夫的童子军攀登的孚日山，绕道马策拉特的厨房（那里，卡舒只鸡油菌加煎鸡蛋和肚子肉在平底锅里劈啪爆响），穿过走廊，延伸到店铺，我便溜之大吉，信手敲着我的鼓，走到店铺里柜台后面，远离了钢琴、童子军和孚日山，发现通往地窖的活板门开着；方才马策拉特下去拿一个什锦水果罐头当餐后小吃，他上来后，忘记关上了——

①《吉普赛男爵》，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一部轻歌剧（1885）。

我想了有一分钟的时间，才明白通往地窖的活板门要我干些什么。

上帝明鉴，不是要我自杀。

如果是这样的要求，那也太简单了。

可是，要我干的事很难、很痛苦，并且还要我作出牺牲，正如每当要我作出牺牲的时候那样，我额头已经冒汗了。

最要紧的是不能损坏我的鼓，必须对它妥善保护，所以我背着它走下十六级台阶，把它放在面粉口袋中间，目的便是不使它受损坏。

随后我又上去，走到第八级，不，第七级吧，第五级也可以。

不过，从这样的高度摔下来，不能既摔不死，又受到可以让人相信的伤害。

于是我又往上走，走到第十级，这可太高了，最后，我从第九级台阶摔下去，拽倒了一个放满覆盆子果汁瓶子的木架，头朝下撞在我家地窖的水泥地上。

在我的知觉拉上帷幕之前，我就向自己证实这次试验必定成功：被我故意拽倒的覆盆子果汁瓶乒乓乱响，足以引诱马策拉特从厨房里，我妈妈从钢琴旁，其余的祝寿宾客从孚日山上直奔店铺的活板门，跑下台阶来。

在他们到来之前，我闻到了四溅的覆盆子果汁的味道，也看到了我头上在流血，还考虑了一下——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台阶上了，也许是奥斯卡的血，也许是覆盆子果汁味道这么甜，催人入睡。

我非常高兴，不仅万事顺利，而且由于我想得细心周到，我那面鼓没有受到任何损坏。

我想，可能是格雷夫把我抱上去的。

到了起居室里，奥斯卡才从半是覆盆子果汁半是他那幼儿鲜血组成的云彩里露出脸来。

医生还没有到，妈妈尖声惨叫，马策拉特想去安慰她，她用手掌、手背一连打了他几个嘴巴，把他骂作凶手。

我这一跤摔下去，虽然不能说不严重，但是，严重的程度是我事先计算好了的。

这样一来，我不仅使成年人有了一个重要的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不长个儿——医生们也一再证实是这么回事，而且使没有害人之心的、善良的马策拉特成了有罪的人，不过，这是额外产生的后果，并非我的本意。

他忘了关上活板门，我妈妈便把所有的责任都加在他身上，他承担这一罪责达多年之久，虽说我妈妈并不经常责怪他，但是一骂起来，可真是冷酷无情。

这一跤让我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星期，出院后，较少去麻烦医生，过了一段时期，才每逢星期三去霍拉茨博士那里诊断一次。

我在自己成为鼓手的第一天，就成功地给了世界一个信号，在成年人根据我一手制造的所谓事实真相去作说明之前，我自己先把病因讲清楚了。

从此以后，他们便这么说：我们的小奥斯卡在他三岁生日那天，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下去，虽说没有折断骨头，可是他不再长个儿了。

我开始敲鼓。

我们的公寓有五层。

我从底层一直敲到屋顶室，再沿着楼梯敲下来。

从拉贝斯路敲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又从那里敲到新苏格兰、安东-默勒路、马利亚街、小锤公园、股份啤酒厂、股份池塘、弗勒贝尔草场、佩斯塔洛齐学校、新市场，再敲回到拉贝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