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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章 诊断科（第1页）

为什么挖两个医学博士加入团队值得如此重视呢？原因其实有些令人无奈——国内医学教育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优秀人才的垄断机制。

医学教育水平落后，一方面体现在培育制度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医生职业再教育的地域性上。

国内的医学生，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医学教育。

除了五年制本科以外，还有六年，七年，和八年制的本硕博连读。

但八年制的招生院校很少，毕业难度大，能够接受并完成八年制医学教育的人才就更少了。

多种医学教育体系并行的同时，教育部又提出了五年本科+三年住院规培的医生培养制度。

这在客观上就导致了每年新毕业的医学生水平良莠不齐。

同时也导致刚刚毕业的医学生就业困难，不能和同龄人一样，“毕业后依靠自己的工作在社会上站稳脚跟”

。

而再教育的地域性，则是完完全全的无奈之举。

医生这个职业的特殊性，要求每个医生都需要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

每年大量的新型药物问世，新的坚持和医疗手段的诞生，甚至新型疾病的发现，都需要医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学习。

这样的再教育，一般依托于高校，通过学术会议和培训班进行。

为了方便接受再教育支持，大部分医生会选择在自己毕业的院校城市任职，再不济也会优先考虑本省。

这就导致四大一线城市中，只有年轻的深圳医疗水平最低——深圳没有自己的高等级医学院校。

而挖来的国外医学专家，则能够帮助医院同时改善这两点不足。

帕斯卡尔博士是免疫学专家，而布鲁斯博士有丰富的一线抢救经验。

两人又是接受过完整八年制教育的医学博士。

如果他们的经验和学识能够为医院甚至医学院所用，影响将是积极而且极为深远的。

更不用提一过程中对医院声誉的提振，以及对病人诊疗水平提升。

中国医生在国际上一向以勤奋和努力而著称，但医疗仅靠努力勤奋是不够的。

中国医生能够迅速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治疗技术和治疗手段，可一旦遇到罕见病或者治疗手段尚不明确的疾病，就会显露出严重的短板和不足——而西方体系培育出的医生则更像是工程师，他们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能力要比中国的同行更强一些。

“我以为只有那两个美国医生呢。”

孙立恩看了看手里的文件，“这些医生都是哪儿的？”

“有一部分是我的同学。”

徐有容介绍道，“包括一些以前一起读医学预科的朋友，还有后来进入医学院以后认识的同事和同学。

其他的则是交流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同行。”

“协和神外，上交神外，中山医急诊，南医大影像？”

孙立恩一张张翻阅着简历，看着里面称得上“群星荟萃”

的毕业院校，倒吸了一口冷气，“会不会太夸张了？”

“这些人大部分其实是冲着帕斯卡尔来的。”

徐有容倒是挺理解孙立恩的震惊，毕竟要脱离原来的“院校势力范围”

来宁远任职，本身就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

“能和老帕一起工作，说不定还能获得他的推荐继续去国外的医学院继续学习。

有这种好事，自然不难招人。”

“那还有少部分呢？”

孙立恩奇道。

“还有少部分，是冲着你来的。”